“南有华西村,北有大邱庄”,说起中国改革开放,大邱庄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。
托举大邱庄“富起来”的,是1978年雨后春笋般涌现的226家村办企业,特别是钢铁企业。一批农民,逐渐变成工人、经营者,变成第一代农民企业家。大邱庄变成了“中国首富村”,创造了农村工业化、农业现代化的奇迹。
1993年“大邱庄事件”后,政企分离、乡镇集体企业改制、明晰企业产权,重塑了大邱庄钢铁企业成长的生态环境。经过市场的淬炼和淘洗,今天的大邱庄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焊管和冷压弯型钢生产基地,产品大范围的使用在三峡工程、北京奥运会场馆、上海迪士尼乐园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众多国家重点工程,并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全国每5根焊管产品就有一根来自大邱庄。
“目前,大邱庄600多家企业,几乎都是非公有制企业。有三家企业进入中国非公有制企业500强,这中间还包括一家全球第一家千万吨级焊接钢制管企业,同时它也是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。”大邱庄镇党委负责人历数了大邱庄45年来的变迁后说,“第二代、第三代企业家群体又成长起来了。绿色、高端、智能、高水平发展成为共识。”
大邱庄的“钢铁脊梁”历经起伏,为何总能挺立潮头?站在改革开放45周年和贯彻落实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节点上,记者走进大邱庄钢铁企业,探访它的前世今生。
“宁吃三年糠,有女不嫁大邱庄”。几十年前,这两句民谣是对大邱庄贫穷的生动描述。
大邱庄深居团泊洼腹地。1978年前,在这片7.5平方公里的盐碱地上,有700多户人家,3000多口人。当时一位大队会计说,家有4口人,一年收入120元,最穷时,一个劳动力日分红只有2毛钱。
再也不能这样干!1977年,大邱庄人以非凡的勇气,悄悄凑钱买来国营厂淘汰的旧设备,组装了一条冷轧带钢生产线。他们在多年的实践中悟出,以传统观念、传统方式干农业,只会越干越穷,要靠办工业和商业致富。
今年71岁的刘金桐,1977年春节过后被安排去天津市区一家钢铁厂学习,一起去的还有三位本村被认为心灵手巧的青年农民。
刘金桐第一次进城、第一次见到现代化工厂、第一次站到生产线上,他和同伴分别学习闻所未闻的四道工序:酸洗、开坯、成活、淬火。
当时,工人每月工资30多元,平均一天1块多,而大邱庄的农民还是靠干农活挣工分,一天工分也就值两三毛钱。在刘金桐看来,收入的差距最明显就体现在伙食上。
每到饭点儿,他经常两只眼睛死死盯着5分钱一份的肉沫炒洋白菜,却告诉食堂大师傅,“来个1分钱的馒头”。菜,是从家揣过来的咸菜。
有时馋了好久,终于下定决心来一份炒菜时,还要厚着脸皮说一句,多来点菜汤。
“哗这么一勺,要能带点肉沫,那可乐死了!”说完,刘金桐又感慨一句,“没办法,穷啊!”
三个月后,刘金桐完成学习培训。返程路上,他们四人找到一家照相馆,拍下一张合影。
“以钱为纲还是以粮为纲?”大邱庄人顶住了怀疑。1978年,新投产的生产线万元。石破天惊!这是大邱庄改革的起点,也是当时包括华西村、小岗村等中国农村改革探索起始之一。他们迈出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第一步。
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,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奇迹在天津基层拉开帷幕。
到1991年,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,比1978年增长1300倍,全村纯收入超过1亿元,人均收入由30元左右达到2.6万元,
刘金桐记忆犹新的是,就在1980年底,他拿到一笔800多元的工资,这差不多是当时天津城里工人一年收入的两倍!他立马拿出500元,买了台日本声宝牌黑白电视机。
“一下子就看到希望了,大伙儿突然觉得有奔头了,所以没有一点犹豫,买了电视机!”
钢和铁,搭起了大邱庄第一代企业家的摇篮。刘万全等农民先后成为厂长和经营骨干。他们利用冷轧带钢厂积累的资金“滚雪球”,一个接一个兴办工厂。当时,主流舆论还在倡导坚持以“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”,并逐步向“公社核算过渡”。企业家们却在实践中进入“禁区”,以生产承包责任制,破除了计划经济带来的“出工不出力”“大锅饭”现象,责权利相统一,层层承包,直到个人。
表面上是办工业摆脱贫困,其实就是这一代企业家们进行了思想革命、观念更新、组织和经济制度创新。他们从僵化体制中打开突破口,无需凡事请示,白天黑夜在全国跑市场、摸需求、建企业,调度资金、技术、人才,形成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。从1981年到1983年,大邱庄先后建起3个工厂,一个厂变成了4个厂。1983年,大邱庄工业产值达到776万元,利润171万元,人均产值4.5万元,人均利润1.1万元。
1992年,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,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、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稳居全国农村第一位。令人震惊的是,“中国首富村”实现村民人均收入几百倍的增长,竟然大大超过了城市居民。
天津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孙德升说,大邱庄第一代企业家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没有过时,能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方向、发现机会、敢冒风险,敢于改革,这都是稀缺的企业家精神。在大邱庄第二代企业家,目前中国焊接钢制管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友发集团董事长李茂津看来,“今天大邱庄的企业家是站在第一代企业家肩膀上成长起来的,要感恩和传承这种精神。”
1993年,大邱庄撤村建镇,党委、政府面对企业办社会、政企不分、产权不清、负盈不负亏、企业效益急剧下降等问题,以壮士断腕的魄力实施体制机制改革。
当年11月18日,在保持大邱庄行政区域不变的前提下撤村建镇。尧舜、万全、津美、津海四大集团公司转变为四个街道。从此,企业有了企业的属性,社会有了社会的发展趋势。大邱庄先后经历三次行政区域调整,继续扩展发展空间。面积从原来的7.5平方公里,增加到126平方公里,先后并入22个周边的自然村,总人口9.3万,其中户籍人口4.5万,流动人口4.8万。厘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:政府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政策、土地、劳动力、医疗等营商环境支持,企业专心做好自己的事。
从1995年开始,大邱庄镇党委、政府实施了以企业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三步走系列改革。
老房子按照面积和年限折旧,平均返还给每个家庭一定的补贴,然后由居民自主购买,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。
集体产权的六七百辆轿车,包括奔驰、林肯等豪华车统统拍卖,为企业卸下了沉重的包袱。
1997年,大邱庄对全镇企业产权制度进行了改革,确定了“实现公司制”的改革目标,要求在企业责任上变无限责任为有限责任;在资产上明晰产权,产权由虚有变实有;投资主体上,由单一变多元。
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,大量信贷资金和社会游资从大邱庄撤出,加上国内钢铁市场整体下滑,大邱庄经济跌势不可扭转。到1998年底,大邱庄有一半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,此后一路下滑,到2001年,大邱庄工业出售的收益82亿元,回到建镇之初的水平,经济跌入了低谷。
但正是一片萧瑟中,改制让新一代大邱庄非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,民营企业家强烈的发展愿望和企业优势逐步显现。
1999年,29岁的李茂津离开大邱庄津美制管厂,与3位朋友凑了120万元开始创业。1988年,19岁的李茂津迎来人生的高考季,正当收到某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时,也看到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一则关于大邱庄《十年改革十年巨变》的新闻,乐于挑战自己的李茂津决定放弃学业,投身创业大潮。李茂津在津美集团干了11年,从职员到科长,一直干到常务副总经理。他亲历过大邱庄的辉煌,对其中的弊病也刻骨铭心:“它没有国有企业的后盾,也没有民营企业的灵活。只有产权清晰了,企业的每个人才更有活力,也能更快适应市场变化。所以友发要坚持合作入股的模式。”
李茂津说,用一根钢管撬动地球是我年少的梦想,可惜企业散了。怎样做成散不了的企业?“共同出资,为利益和风险共享共担。”李茂津和3位合伙人按照各自的投资额比例占有企业股份,按照擅长领域分管企业经营。一家名为华友钢管厂的企业诞生了,日后成为名声响彻全国的焊管龙头企业。
2002年,高树成分析了市场,决定在圆管市场成为“红海”的情况下,独辟蹊径,在大邱庄创办了一家方矩管生产企业,追逐回暖的市场。去年,这家叫源泰德润钢管集团的企业成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,生产的基本的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3位。高树成是河北省张家口沽源县人,1989年花两天时间来到大邱庄,来的时候,身上只带了一点零钱。很快,他在大邱庄制管总厂找了份电工工作,一个月工资200元,刨去开销,每个月都能攒下100元。在高树成眼里,“大邱庄始终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,这里企业多、机会多,像我们县里,那时几乎找不出几家企业。”
经济下行压力下,瑞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娟却在新租厂房扩产,50条生产线生产的各种支架服务中国华电、中核、中国电建、国家能源等大规模的公司,这中间还包括配套全球单体最大盐光互补项目天津华电海晶1000MW“盐光互补”光伏发电项目。
大邱庄规模以上企业203家,几乎都是非公有制企业,形成了以钢铁、焊管、线材制品产业为主要支撑的工业产业格局。民营企业家在大邱庄构建了全国最大的焊管与冷弯型钢生产基地。大邱庄镇政府负责人说,今年1-10月份,大邱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累计完成680亿元,预计全年将实现810亿元,占静海区工业总产值的41%。这个数据仅与1993年的51.7亿元产值相比,翻了将近16番。
近年来,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和国内需求的不足,使得整个钢铁行业面临巨大的下降带来的压力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。那么,对于原料、市场“两头在外”的大邱庄钢铁制品业,信心从何而来?
王娟本来在北京做酒店业,后来又做贸易。她逐渐从中发现了中国和欧洲的光伏产业是个绿色的大机会。作为静海人,她选择进入大邱庄,建立了以生产各种光伏支架产品的瑞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。“绿色低碳产业市场很大,我们光伏支架产品预计今年全年出售的收益实现10个亿。过去三年,我们的产值都是翻番增长。”王娟说。“我们的原料,最终产品镀锌环节都可以在大邱庄进行,它有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。”
“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,新能源车也需要用钢管,重点是高水平质量的发展。”天津金都钢铁集团董事长孙文利说。在位于邢家堼村的企业办公室,我们见到皮肤黝黑,说起话来声音有些沙哑的孙文利。邢家堼村是大邱庄撤村建镇后并入大邱庄镇的周围22个村之一。他的企业为王娟的一部分产品完成镀锌工艺。
大邱庄40多年来钢材深加工企业完成了深度细分合作,仅以金属焊管制造领域为例,就具备石油套管、流体输送管、矩型焊管及其他异型焊管,机床用油管、光伏支架等深加工能力。加之遍布在大邱庄内大大小小的贸易公司,形成了这里规模大、品种全、质量好、成本低、市场营销渠道完整等积累下来的巨大优势。
“还是要靠技术创新,提质增效,看准了敢于投入!”公司近年瞄准国际国内的最先进装备,按照欧盟标准先后投资建设了8条热镀锌生产线,实现了绿色低碳、提质增效。孙文利经历了20多年钢铁市场的风雨,年销售额从过去的10多亿元提升到现在的40亿元。
不过,他坦言目前承受着需求波动带来的压力:“镀锌管上半年的市场行情报价基本上没有盈利空间,下半年微利,明年可能向好。”他关心刚刚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,如数家珍地列举新能源汽车、智能手机行业情况。寻求自己的产品与2024年国家扩大内需的领域和产业发生交集。
李茂津接受媒体采访的那天正好天津下暴雪,静海降雪量最大,窗外的团泊湖银光闪耀。“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,只要市场还用焊接钢制管,友发就能生存下去。”李茂津笑着说。
“整个东盟十一国共计7亿人,去年粗钢产量5000万吨。而在我国,这一个数字是10.13亿吨。”“相比之下,尽管中国市场有波动,但仍然是全球第一大市场,无人可比!经济工作会议开了,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方向不会变。”但他也认为,不同发展时期,企业要采取不同策略,“市场好的时候,要大干快上。市场不好的时候,要学会撤桌子,适当降低产能、做好资源配置。越是市场疲软的时候,越是企业扩张、收购兼并的最好时机,这其中要冒点险。”
2021年,友发集团收购江苏国强安全新材料有限公司。截至目前,友发已形成天津、唐山、邯郸、溧阳等六个生产基地,旗下10家钢管生产企业拥有200余条生产线月份,营收462.53亿元,产量1527.84万吨,利润4.29亿元,同比增加879.63%。李茂津的信心在于友发高端化之路。连续三年,友发投入近6亿元,对所有的老旧车间进行了彻底改造,所有企业都实现了废酸、废水的零排放。部分公司生产厂区改造为“友发钢管创意园”,并通过了“国家3A级旅游景区”认证。产品即人品,旗下“友发”“正金元”两大钢管品牌慢慢的变成了“中国驰名商标”产品,从产业链低端做到了高端甚至是最高端。李茂津说;“友发对产品质量的至高追求甚至到差点让企业破产的程度。因为具备最优的质量和品牌,我们才可以在价格上高于同种类型的产品,才能参与起草、修订15项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”
“民营企业的韧性在于它的治理结构。但不同的企业决策者有不同的选择。”李茂津说。企业上市后,连续实施限制性股票、股票期权计划、员工持股计划等股权激发鼓励措施。这家12000多名员工的上市公司中,股东有600多人。将自身利益与企业绑定,激发出友发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。“友发是一家股权充分分散的民营股份制企业,我作为第一大股东,持股票比例从创业之初的50%陆续被稀释到现在的大概19%,这还远远不足,如果有一天能持续被稀释到5%甚至1%了,律己利他,合作进取变成普遍价值追求,那友发才是真正强大了。”
“信心来自于抢抓先机。”源泰德润钢管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刘凯松今年才25岁,应该算是大邱庄的“钢三代”。今年年初,他动议公司投产了一台非标规格、用于汽车用钢的方矩管生产线多万元。“当时通过调研,公司认为将来市场会有新规格方矩管的需要。”刘凯松说,“其实到现在,我们也不知道这条产线挣不挣钱。但知道有了这个设备,公司就能占领市场空白。”
大邱庄镇党委负责人说,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,推进天津市委市政府组织的“十项行动”,就是要推动大邱庄钢铁管材制造、金属制作的产品产业向高水平质量的发展。毫不动摇支持非公有制企业调结构、延链条、稳增长,提质增效,以新型工业产业体系托举大邱庄的今天和未来。
“传统产业不等于低端产业。制造业高端化不是都去搞芯片,钢铁、服装、家具都可以高端化发展。大邱庄45年钢铁制造业发展和绵延的企业家精神,特别是新时代高水平发展之路特别值得总结和借鉴。”71岁的刘金桐老人接受媒体采访时,带我们去了他当年工作的大邱庄冷轧带钢厂的旧址,讲述当年那段巨变的开始。